摘要: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核心内容属于自我审查模式。该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审查主体分散且定位不准确、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长效机制缺乏、审查主体能力不强等问题,由此导致自我审查流于形式、审查效果大打折扣。有必要重构我国的公平竞争审查模式。根据审查专业性、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三个考量因素,集中审查模式是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重构的最优选项。在集中审查模式下,由竞争主管机构集中统一审查本级政策制定机关拟定的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承担统筹和协调职能,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协助审查主体,并建立由反垄断委员会、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作为监督主体的监督体系。
关键词:公平竞争审查;自我审查模式;集中审查模式;竞争主管机构;反垄断法
为了遏制行政垄断行为,2007年8月30日出台的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做了专章规定。在实践中,囿于我国《反垄断法》在行政垄断规制上的弱强制性和事后规制的特点,规制效果不甚理想,行政垄断尤其是抽象行政垄断行为依然是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和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为了有效规制抽象行政垄断行为,国务院于2016年6月1日出台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公平竞争审查意见》),建立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了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2017年10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核心属于自我审查模式,即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简称:政策制定机关)在制定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政策措施)时,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是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的观念基础和制度前提。”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目的是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确保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符合公平竞争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在制度设计者看来,作为事前规制的公平竞争审查与作为事后规制的反垄断法规制的有机结合,加上行政法对行政权力运行的事中规制,共同构建一套规制行政权力滥用的全方位、立体化规范体系,理应能够解决行政垄断规制难题。然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实施中呈现出自我审查流于形式、程序“空转”问题较严重、审查质量堪忧等现象。追根溯源,自我审查的模式设计使得政策制定机关身兼具“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角色,融政策措施制定权与审查权于一体,没有建立有效的公平竞争审查权力制衡机制。我国亦试图通过强化外部监督和引入第三方评估来解决这种权力失衡和审查能力不足问题,但实际运行效果不理想,依法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自我审查模式存在的问题。学术界对公平竞争自我审查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进行了热烈讨论,从总体上看,学者们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自我审查模式的修补层面,缺乏对公平竞争审查模式的全面反思和系统性研究。 2019年10月22日,国务院公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首次在行政法规中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升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法律效力层级;2020年1月2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有三个条文涉及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因此,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其内容也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之际,有必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对自我审查模式进行深度反思,在此基础上重构我国的公平竞争审查模式。 一、我国公平竞争自我审查模式的实践审视 作为竞争政策领域的一项创新性顶层制度设计,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全国已基本建立。我国公平竞争审查采取自我审查模式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与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规定的精神相衔接,二是政策制定机关对制定政策的背景、目的、内容更为了解,三是自我审查有助于政策制定机关增强公平竞争意识,四是借鉴了国际经验。尽管采取这种模式的理由看似充足,但其实践效果并不好。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截至2019年2月底,全国共审查新出台文件43万份,对其中2300多份文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2018年6月至10月,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随机选择辽宁、黑龙江、广东、广西、新疆开展重点督察,抽查的175份经自我审查的文件中,有30份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或程序问题。可见,经自我审查发现问题的比例只有0.53%左右,而经督查发现问题的比例高达17%,这一比例上的差异暴露出自我审查模式在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一)自我审查模式的运行机制解构 公平竞争审查模式是指公平竞争的审查主体的组织形态及其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公平竞争审查是以政策制定机关的自我审查为核心,其他相关机构协助和监督的较为庞杂的体系。自我审查模式的主体类型包括审查主体、协助审查主体和监督主体三类,审查主体是政策制定机关,协助审查主体包括咨询机构、协调机构、决定机构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监督主体包括上级机关、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 自我审查模式的核心原则是“谁起草、谁审查、谁负责”。依据这一原则,政策制定机关是公平竞争审查的主体。根据《实施细则》第5条的规定,自我审查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由政策制定机关的具体业务机构负责;二是由政策制定机关指定的特定机构统一负责;三是采取其他方式实施。在实践中,政策制定机关指定的特定机构通常是指定负责法制工作的内设机构或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指定的特定机构不属于第三方评估机构;采取其他方式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则较为灵活,比如可以委托法律顾问单位、专家学者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等主体协助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部分自我审查采用第一种形式,并且是彻底的自我审查,即由政策制定机关内部负责政策措施起草的业务处室(科室)初审,后由负责法制工作的业务处室(科室)复核;若复核意见与初审意见不一致,通常由初审机构自行决定;若两者意见明显不一致的,可以提交政策制定机关决定。政策制定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可以寻求两类机构的协助:一是可以就公平竞争审查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向竞争执法机构提出咨询;二是对存在较大争议或者部门意见难以协调一致的问题,可以提请同级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协调,联席会议仍无法协调一致的,由政策制定机关提交上级机关决定。与制度预设不同,政策制定机关在审查实践中很少向竞争执法机构提出咨询或提请联席会议协调,导致竞争执法机构和联席会议参与公平竞争审查的程度非常低。究其原因,大多数政策制定机关只是将公平竞争审查视为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 “走过场”意识使得政策制定机关有意或无意忽视了审查质量,并且,政策制定机关在有选择权的情况下,不希望外部力量干扰或限制本部门政策措施的制定。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竞争执法机构通常只能依托联席会议办公室发挥培训宣传、政策解读、信息报送等有限职能。此外,由于提交上级机关决定的前提条件是须经联席会议协调,在联席会议很少参与协调的情形下,提交上级机关决定的规定几乎成为摆设。 为了解决政策制定机关审查能力不足以及自我审查缺乏有效监督的问题,我国开始强化第三方评估和外部监督的作用。根据市场监管总局2019年发布的《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实施指南》(以下简称:《第三方评估指南》)的规定,政策制定机关通过政府采购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由第三方评估机构遵循客观公正、科学严谨、专业规范、公开透明、注重实效的评估原则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然而,根据“谁起草、谁审查、谁负责”的审查原则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的法律规定,政策制定机关是公平竞争审查的责任主体,政策制定机关是否接受、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第三方评估结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制定机关的主观意志。公平竞争审查外部监督包括专项督查和利害关系人、社会公众的监督。专项督查是由联席会议有关成员组成的督查组对本级政府部门及下级政府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开展的督查,采取听取报告和抽查文件等方式,属于事后监督。2017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四个部门以公平竞争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名义赴全国29个省市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督查。此次大规模督查对于增强政策制定机关的公平竞争意识、提高审查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专项督查是公平竞争审查外部监督最重要的形式。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属于事中监督,政策制定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应当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或者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在书面审查结论中说明征求意见情况。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往往通过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进行;征求社会公众意见通常由政策制定机关将相关审查材料上传至相关政府网站,接受公众监督。由于全社会的公平竞争意识不够浓厚以及社会公众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缺乏了解,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监督效果较差。 (二)自我审查模式存在的问题梳理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我国为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迈出的关键一步,制度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随着公平竞争审查各项工作的开展和推进,自我审查模式固有的弊端逐渐显露,导致自我审查流于形式、审查效果不佳。 第一,审查主体分散且定位不准确。公平竞争自我审查参与主体包括审查主体、协助审查主体和监督主体三大类,涉及政策制定机关及其上级机关、竞争执法机构、联席会议、第三方评估机构、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等众多主体。由上述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平竞争自我审查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审查机构数量众多且分散。我国的政策制定机关数量众多,上至中央、下至区县各部门都可能制定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审查机构众多且分散。就此而言,自我审查模式又可称为分散型审查模式。分散型审查模式容易出现审查机构良莠不齐、审查尺度难以统一、审查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由于审查主体非常分散,并且主要是自我审查,能否保证审查的质量,切实保障公平竞争,还是存疑的。”其次,外部监督乏力。审查机构数量众多且分散,带来了外部监督成本高、监督不到位和监督效果较差等问题。与此同时,审查信息公开不规范,加剧了信息不对称,进而影响监督效果。再次,部分审查主体定位不准确。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之初,由政策制定机关担任审查主体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政策制定机关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定位使得公平竞争审查失去客观性和中立性,这不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成为公平竞争审查问题频出的制度根源;竞争执法机构在审查中充当可有可无的咨询机构角色不利于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落实;联席会议和反垄断委员会分工不明确导致两者关系处于尴尬状态。 第二,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设立初衷,是希望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对政策制定机关的政策措施制定权形成有效约束,以保护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约束政策措施制定权,离不开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对权力的制约,古今中外形成了“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和“道德制约权力”等基本模式,采用任何单一的权力制约模式都不能有效制约权力,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权力制衡模式。在我国公平竞争审查的外部监督机制中,上级机关开展的督查属于“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模式,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属于“权利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模式,这两种制衡都属于事后制衡,且制衡效果不理想。在公平竞争审查过程中,虽有众多机构参与其中,但所有协助机构的参与活动和参与程度均取决于审查机构的意思,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审查机构的独立性,但在审查机构与政策制定机关合一的背景下,政策制定机关同时行使政策措施制定权和公平竞争审查权,两项权力之间更易于达成“共谋”。与此同时,协助机构不具备制衡审查机构的权力,公平竞争审查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仅仅寄希望于政策制定机关的自我纠错,会导致公平竞争审查目的落空,故有学者指出:“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其实已由域外蓝本中机构间的‘横向评估’机制异化成了‘行政机关内部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第三,长效机制缺乏。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开展主要依赖外部压力的推动而非审查机构自身的主动开展,呈现出被动性和刚性约束的特点。其外部压力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上级机关就公平竞争审查开展的专项督查;二是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情况纳入政府部门绩效考核、法治政府考评或营商环境评价等指标。过于强调刚性约束机制而忽视审查长效机制建设的结果是,审查机构的公平竞争意识不浓厚,对公平竞争审查的认识不到位,应付性思维占主导,审查动力不足。首先,公平竞争意识不浓厚。改革开放以来,受计划经济习惯的影响,整个社会的公平竞争意识不浓厚,“竞争优先”、“竞争中性”、“公平竞争”等理念尚未深入人心。部分政策制定机关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认识不清,习惯运用“政府之手”干预市场正常运行,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政策措施屡见不鲜。其次,公平竞争审查认识不到位。部分政策制定机关尤其是政策措施起草业务处室(科室)认为公平竞争审查束缚了自身的政策措施制定权,对公平竞争审查持消极态度。最后,公平竞争审查动力不强。我国的自我审查模式存在“审查动机悖论”:一方面,假定政策制定机关有排除、限制竞争的主观动机,因而需要对其进行审查;另一方面,假定政策制定机关有促进竞争和自我纠错的主观动机,因而有可能认真开展自我审查。事实上,如果政策制定机关严格按照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开展自我审查,意味着可能需要修改或废止自身制定的政策措施,这种“自我打脸”式的审查模式会遭到政策制定机关的消极应对,这也是经自我审查发现问题的比例远远低于经督查发现问题比例的重要原因。 第四,政策制定机关的审查能力不强。从审查内容看,公平竞争审查兼具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双重功能,其重心是合理性审查,合理性审查主要是在社会公共利益的框架下进行竞争影响评估。对于审查机构而言,制定相关政策时先需要判断拟出台的政策措施是否违反审查标准,这一过程中需要进行合理性判断;若具有一定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而适用例外规定时,更需要运用合理原则进行利弊权衡。合理性审查要求审查人员需要拥有公共政策、经济学和法学(尤其是竞争法学)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行业性知识,对公平竞争审查标准有准确的理解,能够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汇总收集相关信息,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拟出台政策措施的利弊进行权衡,这些都对审查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审查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然而,大部分审查机构都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审查方法单一,甚至以合法性审查代替公平竞争审查,使得公平竞争审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由于目前的实体性(审查能力)问题的存在,且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消解,若将自我审查作为一种反垄断机构监督的主导性制度,恐产生程序上的‘空转’。”市场监管总局认识到自我审查模式下审查机构能力不足的问题,在《第三方评估指南》中鼓励政策制定机关在公平竞争审查中引入第三方评估,以提高审查机构的审查能力;实际上,第三方评估机构只是充当协助审查的角色,第三方评估结论采纳度较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自我审查模式问题凸显的根源 在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政策制定机关在内无审查动力、外无刚性约束的情形下,公平竞争审查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首长的执政理念和决策取向。“‘自我审查’的设定就已经决定了《竞争意见》(即《公平竞争审查意见》,引者注)所建立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空间,其实际效能将取决于行政首长的意志和上级机关的态度,而非源自于制度本身的自主性、公开性和可监督性。”行政首长的执政理念和决策取向又深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形成的P政绩观以及在畸形政绩观指挥棒下产业政策优先、招商引资优先、本地企业优先等观念的影响。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唯GDP论”有所转变。然而受路径依赖的影响,“唯GDP论”在不少地方官员脑海中依然根深蒂固。在畸形GDP政绩观影响下,地方政府的工作均以发展经济为重心,扶持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成为地方政府最为倚重的经济政策,与竞争政策相比,产业政策一直占据着优先的地位。“这种状况可能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以至于我国经济学界和法学界迄今还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应当是我国基本的经济政策。”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通过国家公权力介入经济运行以弥补市场失灵,但两者的介入目标不同:产业政策通过政府实施的产业规划以及财政、税收和金融等调控手段直接促进、保护或限制某一产业发展,其实质是用“政府之手”代替“市场之手”配置资源;竞争政策通过反垄断执法、公平竞争审查等手段反对政府部门实施的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让“市场之手”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由此可见,“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然而,长期凌驾于竞争政策之上的产业政策可能会排除限制某一产业的公平竞争,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会遭到破坏。正确的做法是,“越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领域,就越需要引入竞争机制”。作为落实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关键制度,公平竞争审查通过对政策措施的事前审查,“促进政府在制定、实施政策措施能够秉持竞争中立原则立场,出台市场竞争友好型产业政策”。由于公平竞争审查是对产业政策的审查和限制,在审查实践中其遇到产业政策制定者的质疑、拖延甚至抵制,也就在所难免。 近年来,各地区、各城市在经济发展领域的竞争变得日趋激烈。对决策者而言,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关系到财政收入的水平,进而影响到城市建设水平、居民生活满意度水平等,最终关系到官员升迁。为此,各地决策者都致力于发展本地经济,省际、市际和县(区)际之间的经济竞争使得各地决策者都在想方设法出台招商引资、产业发展、扶持本地企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因而各地不可避免要在政策层面开展竞争。于是,各地在出台扶持本地企业发展和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政策上比拼力度,在公平竞争审查上则希望“宽以待己,严以律人”。若各地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执行审查标准上尺度不一,势必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造成新的政策不公平。创新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力量源泉,但企业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尽管政府通过出台扶持奖励、减免优惠等措施获得了短期利益,但习惯了政府扶持的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创新精神,并且政府扶持某些企业发展的政策也会损害营商环境。因此,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清理影响企业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的政策措施,地区经济竞争与公平竞争审查的矛盾实质上表现为扶持政策带来的短期利益与公平竞争审查带来的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 二、重构公平竞争审查模式的理论考量 公平竞争审查的逻辑起点是约束政策制定机关的政策措施制定权,在自我审查模式下,由政策制定机关同时行使本来就具有矛盾和冲突关系的政策措施制定权和公平竞争审查权,这种集逻辑悖论、动机悖论和权力监督悖论等多重悖论于一身的自我审查模式显然“先天不足”,这种不足无法通过制度上的修修补补来彻底克服,而是需要在扬弃自我审查模式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的公平竞争审查模式,方能实现设立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初衷。 (一)国外公平竞争审查模式的比较 除中国外,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韩国以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学者们从审查机构与政策制定机关的关系着手,形成了公平竞争审查模式“三类型说”。在审查模式的具体划分上,大部分学者将公平竞争审查模式分为内部评估模式、外部评估模式和直接审查模式三种类型;也有部分学者将公平竞争审查模式分为内部审查模式、外部审查模式、内部审查与外部审查相结合的模式三种类型。相对而言,第二种分类更为科学。内部审查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外部审查制度包括欧盟的直接审查模式、美国竞争主管机构主导的外部审查模式以及澳大利亚专门机构审查的模式。内部审查与外部审查相结合的审查模式以韩国为代表。欧盟的直接审查是由欧盟的竞争主管机构对成员国的国家援助进行审查,与美国一样都是由竞争主管机构进行审查。澳大利亚的公平竞争审查是由专门设立的国家竞争委员会(NCC)对联邦、各州及领地政府的政策进行审查评估,国家竞争委员会是一个纯粹的审查监管机构,与作为澳大利亚竞争主管机构的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在业务上相互独立、组织上互不隶属。因此,外部审查模式实际上可以分为由竞争主管机构审查和专门机构审查两种类型。 内部审查模式,又称自我审查模式,是政策制定机关在拟定政策措施时须进行竞争影响评估,并向决策机关提供评估报告。内部审查模式的优势在于,审查机构对政策的制定背景、制定过程等相关情况比较了解,有助于降低审查成本和提高审查效率;其缺点亦非常明显,鉴于前文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外部审查模式是由政策制定机关以外的机构进行审查的模式,相对于由各个政策制定机关分散审查而言,外部审查模式又可称为集中审查模式。在外部审查模式下,审查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审查结果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中立性,可对政策制定机关的政策措施制定权形成有效的制衡。当然,外部审查质量虽能得到保证,但审查成本相对较高、审查效率相对较低。内部审查与外部审查相结合的模式,通常是由政策制定机关进行初步审查,再由竞争主管机构进行深入审查。这种审查模式集合了内部审查和外部审查的优点,既可以避免因对政策制定相关情况不了解带来的审查结论不准确问题,也可以保证审查结论的客观性和中立性,而且以竞争主管机构主导审查过程和最终的审查结论,符合公平竞争审查专业性的要求,但也带来了审查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 综上所述,上述三种公平竞争审查模式各有优劣,选择的关键在于是以审查效率优先还是审查质量优先,抑或两者兼顾。当然,还需要考虑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平竞争审查的具体情况。 (二)对优化公平竞争审查模式主流观点的评析 目前,学术界为优化自我审查模式提出的建议,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自我审查完善论,即主张通过强化外部监督和第三方评估、推行激励机制、提高审查能力、强化程序性约束机制、推动信息公开与干部任免考核等方式完善自我审查模式;二是审查主体二元论,即借鉴韩国的审查模式,由政策制定机关进行初审,由竞争主管机构或反垄断委员会进行复审,实行内部审查与外部审查相结合的审查模式;三是审查主体一元论,即主张借鉴澳大利亚的审查模式,建立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统一审查的一元化审查模式。 对于自我审查完善论,学者们提出的诸如强化外部监督、程序性约束机制、激励机制、进行干部任免考核等建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策制定机关重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提高审查质量;通过强化第三方评估、提高审查能力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审查机构专业性不强的问题。然而,如前所述,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存在问题的制度根源是自我审查模式本身,自我审查模式不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我审查模式下审查主体定位不准确、审查权力失衡等问题,无法真正提高审查质量。因此,自我审查完善论既不治标,也不治本。另外,为解决审查能力不足、激励机制缺乏、外部监督难到位等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会使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变得臃肿,各类审查主体间的关系协调也变得复杂化。 审查主体二元论提出的在自我审查的基础上增设外部审查程序并不能真正提供高审查效率和审查质量。首先,在有两个审查主体的情况下,初审机构和复审机构必然存在博弈关系,初审质量取决于复审质量,复审机构需要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提高审查质量,方能确保初审质量,否则复审质量和初审质量都得不到保证。因此,要提高公平竞争审查质量,就要付出巨大的审查成本,并且,同一项政策措施要经过两次认真审查,才能保证其质量,不仅浪费了审查资源,而且降低了审查效率。然而,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本身对审查效率的要求较高。其次,自我审查和外部审查之间的程序衔接机制影响公平竞争审查质量。自我审查与外部审查之间的衔接机制主要有四种:第一,所有经过自我审查的政策措施都需要进行外部审查,这种机制导致审查成本高和审查效率低;第二,经自我审查发现存在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须提交外部机构审查,在这种机制作用下,本身存在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很有可能会被自我审查机构认定为不存在相关内容;第三,经自我审查发现不存在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须提交外部机构审查,这种从“人性怀疑论”观点出发设计的衔接机制可能会导致自我审查机构在发现问题时“避重就轻”,避免将存在严重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提交外部机构复审;第四,随机抽查部分经自我审查的政策措施进入复审程序,这种机制存在与现行的专项督查同样的问题。 审查主体一元论提出,由一家外部机构统一行使公平竞争审查职能可有效解决审查主体二元论下审查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相对于自我审查模式,外部机构的客观性、中立性有助于提高审查质量。鉴于一元化审查模式可以兼顾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因而其是一种相对理想的审查模式。至于有学者提出的由反垄断委员会统一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首先,反垄断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制定竞争政策、协调和指导反垄断执法,而非从事具体的公平竞争审查。其次,反垄断委员会职责中的组织调查和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不同于公平竞争审查,前者是就整体市场或某一行业市场的竞争状况的调查,类似德国《反限制竞争法》规定的行业调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则是对政策措施是否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展开的审查评估。因此,若不对反垄断委员会的职责做出修改,其就无权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评估。最后,尽管省级层面成立反垄断委员会是大势所趋,但目前仅海南省成立了反垄断委员会,况且市、县(区)层面不可能设立反垄断委员会,否则违背了其研究竞争政策、指导和协调反垄断执法的职责规定。因此,即使通过修订我国《反垄断法》赋予反垄断委员会公平竞争审查的权限,国务院和省级反垄断委员会也不可能完成数量庞大的公平竞争审查任务。 (三)重构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的考量因素 目前,我国对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评估主要有备案审查、合法性审查、立法后评估以及公平竞争审查等类型。相对于其他审查类型,公平竞争审查专业性更强。备案审查、合法性审查和立法后评估的共性是从法律的角度审查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是否适当、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而公平竞争审查虽也有合法性审查的功能,即审查政策措施有无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依据,但更多的是合理性审查,即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以及行业发展的角度对政策措施进行竞争影响评估,“竞争影响评估是一种专业性审查,不仅需要考虑竞争价值与其他政策目标的平衡,还要结合竞争法律制度,对行业发展、创新激励、竞争状况等市场客观情况做出综合考察”。备案审查、合法性审查和立法后评估属于专项审查,公平竞争审查属于综合性审查。其次,与备案审查、合法性审查主要从条文字面含义、立法目的、法律原则、法律体系等方面来判断相比,公平竞争审查除了运用前述方法进行定性分析外,还需要运用定量分析、比较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方法,权衡政策措施给市场竞争带来的利弊得失,这是一项更为复杂和专业的审查。公平竞争审查专业性的特点要求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专业能力,尽管自我审查机构也具备相应的行业知识,对政策制定的背景、目的、内容等有全面的了解,但重点关注经济政策对GDP的贡献率、政策受益面、政策落实情况等方面,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往往不够重视,甚至因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冲突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竞争政策,这些都是自我审查机构的立场或职责所决定的。因此,公平竞争审查的专业性是重构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需要重点考量的第一个因素。专业性评估的特点决定了需要由专门的审查机构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才能确保审查结果的专业性、客观性和中立性。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已从注重数量转变为注重质量,过去惯常使用的以刺激经济数量增长为目的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经济政策难以适应新常态经济的发展需要。为此,我国的经济政策至少需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需要实现从重视GDP竞争到重视创新竞争的转变。创新竞争的动力源自于充分的市场竞争,“只有当竞争非常充分时,潜在经营者的进入、在位经营者的扩张甚至随机事件才有可能促进重大的创新”。二是需要实现从注重建设经济发展硬环境到注重建设经济发展软环境的转变。建设经济发展软环境,离不开法治化、便利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促进公平竞争是优化市场营商环境的基础”。在建设公平竞争环境的众多法律制度中,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关键制度。然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文本规范需要转化为高质量的审查结果,我国的经济政策方能实现上述两个转变。因此,公平竞争审查质量关系到良好公平竞争环境以及优质营商环境的建设成效,是重构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需要重点考量的第二个因素。 众所周知,效率价值已成为市场经济法治的基本价值,市场经济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效率取决于行为主体的结构效率、制度效率和行为效率”。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从“一致性理论”出发,认为“只要保证自由交易的制度就是有效率的”, 强调主观上的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则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认为制度效率就是制度成本和收益比较后的效率,强调客观上的效率。相对而言,客观上的效率更容易被测度。影响制度效率的成本包括制度建立和运行成本以及特定制度作用下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制度收益体现在特定制度作用下市场主体的获益以及国家经济的增长。“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 作为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追求效率价值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外,相对于法律的滞后性,经济政策具有及时性、灵活性和高效性价值,若公平竞争审查效率低,则会减损经济政策的上述价值。因此,审查效率是重构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需要重点考虑的第三个因素。审查效率要求公平竞争审查模式尽可能缩短审查时间、降低审查成本。鉴于审查效率与审查质量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在重构审查模式时需要两者兼顾。 综上所述,审查专业性、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是重构公平竞争审查模式需要重点考虑的三个因素。专业性评估的特点决定了政策措施需要由专门的审查机构进行审查,才能确保审查结果的专业性、客观性和中立性。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要求决定了政策措施应交由专门的外部机构进行集中审查。据此,由外部机构进行集中审查的模式是重构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的最优选项。集中审查模式的构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自我审查模式下审查流于形式的顽疾,提高审查质量,发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和优化市场营商环境中的重要作用。 三、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的理性选择:集中审查模式 根据审查专业性、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三个标准,集中审查模式是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的理性选择。集中审查模式,又称统一审查模式,是指由专门的集中审查机构对本级政策制定机关制定的所有政策措施统一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模式。与自我审查模式以及学者们提出的其他审查模式相比,集中审查模式具有较大的优势,集中审查主体与协调主体、协助主体、监督主体之间的分工配合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 (一)集中审查模式的优势 集中审查模式能够有效解决自我审查模式下审查流于形式的顽疾,发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和优化市场营商环境中的重要作用。相对于自我审查模式,集中审查模式的优势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集中性。由政策制定机关进行自我审查属于分散型审查模式,容易出现审查主体参差不齐、审查质量良莠不齐、审查监督乏力等问题。集中审查模式最大的特色就是集中性,即同级政策制定机关制定的政策措施统一交由一家机构进行审查,可以有效克服自我审查模式的顽疾。第二,专业性。公平竞争审查兼顾合法性审查和合理性审查双重功能,合理性审查会涉及相关市场界定、市场份额认定、竞争损害评估等反垄断执法专业知识,大多数政策制定机关尚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在集中审查模式中,将政策措施统一交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机构进行集中审查,可以确保审查过程和审查结果的专业性。第三,客观性。自我审查最大的弊端是“右手制定政策,左手审查政策”,这种“左手监督右手”审查模式容易导致审查流于形式。在集中审查模式中,由具有相对客观性和独立性的外部机构担任集中审查主体,可以对政策措施做出相对客观和中立的审查结论。第四,效率性。政策制定机关对政策措施的自我审查虽然效率最高,但没有审查质量保证的效率毫无价值。集中审查模式的效率优势体现在过程效率和结果效率两方面,集中审查是由专业机构进行专业审查,能够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每一单位政策措施的审查成本,实现审查过程效率;由外部机构进行客观和中立审查,有利于提高审查质量,实现审查结果效率。 为了进一步提高审查机构的审查能力以及提升审查效率和审查质量,需要由一些特定主体对审查机构的审查行为进行协调、协助和监督。因此,集中审查模式中的主体类型有审查主体、协调主体、协助主体和监督主体四类。 自我审查完善论虽然在现行法上的自我审查模式的基础上强化了审查专业性和外部监督,但其核心内容依然是政策制定机关的自我审查,审查结果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依然无法保证。集中审查模式强化了审查机构对政策制定机关制定政策措施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审查机构可以作出相对客观和中立的审查结论,确保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有效实施。审查主体二元论提出的二元审查模式寄希望于在审查过程中引入外部审查机构制衡政策制定机关的自我审查,其审查成本高、效率低,而集中审查模式在制衡政策制定机关的同时还能降低审查成本、提高审查质量。审查主体一元论与集中审查模式都强调由单一的外部机构进行审查,可以兼顾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但集中审查模式是相对于现有的自我审查模式下审查主体分散而言的,强调本级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措施由一家专业机构进行集中审查。审查主体一元论提出的一元化审查模式在表述上与自我审查模式无法进行有效区分,集中审查模式无疑为一种更为科学的提法。 (二)集中审查模式中的审查主体 如前所述,审查模式一元论所主张的由反垄断委员会承担公平竞争审查任务的观点不具有可行性。另设新的专门从事公平竞争审查的机构,不但成本高昂,而且不符合近年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坚持的优化协同高效的基本原则;新设专门机构还会带来职能和人员调整以及新设机构与竞争主管机构、反垄断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协调问题,审查效率会受到影响。事实上,在我国当前的国家机构体系中,有三个机构在理论上可以担任公平竞争集中审查的主体,这三个机构分别是权力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竞争主管机构。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主要行使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立法权是制定和修改宪法、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以及确保法律体系协调统一的权力。根据这一职能设定,人大有权进行备案审查、合法性审查和立法后评估,而公平竞争审查评估作为一项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特定行业知识的综合性审查评估,审查重点不是法律体系协调问题,而是政策措施的合理性问题。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理应保持权力的纯粹性,不适合担任如此复杂和专业的审查任务。尤其是对于其他政策措施,由人大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有“杀鸡用牛刀”之嫌。此外,在域外公平竞争审查模式设计中,尚未出现由权力机关主导公平竞争审查的范例。司法行政机关虽然承担法规和规章的起草、备案审查以及立法后评估等工作,但更多的是承担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在自我审查模式中,司法行政机关在公平竞争审查中坚持“不越位、不缺位”原则。“不越位”是指司法行政机关不干涉政策制定机关的自我审查,“不缺位”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对法规规章起草机构提交的公平竞争审查材料只做形式审查。司法行政机关坚持这一原则,除了因为自我审查模式的规定外,还在于司法行政机关不是竞争政策的主管部门,也不具备公平竞争审查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因此,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公平竞争审查任务也与其职能定位不符。 有鉴于此,以竞争主管机构作为公平竞争集中审查的主体成为必然选择。首先,竞争主管机构的职能设定和审查能力决定了其能够成为公平竞争审查的主体。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规制行政垄断行为的重要制度,与我国《反垄断法》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落实。竞争主管机构作为竞争政策的主管机构以及我国《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无论是从职责还是审查专业性角度看,竞争主管机构应当且有能力成为集中审查的机构。其次,竞争主管机构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开展公平竞争集中审查。我国竞争主管机构的层级有国家、省级、市级和县(区)级四级,每一层级的竞争主管机构都可以对本级政策制定机关拟定的政策措施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竞争主管机构可以增设专门从事公平竞争审查的内设部门,设定维持部门运转所需编制,充实公平竞争审查队伍,提高审查能力,可以满足本级政府的公平竞争审查需求。最后,竞争主管机构开展的集中审查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审查独立性、客观性以及审查成本低、质量高的要求。竞争主管机构开展的集中审查属于外部审查,与自我审查机构相比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审查结果更加客观和中立,从“同体监督”转变为“异体监督”,有效实现对政策制定机关的制衡。与自我审查模式中审查机构需要大量借助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及多层次、高频率的专项督查相比,竞争主管机构开展的集中审查能够兼顾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需要注意下面一种特殊情形,即对竞争主管机构针对自身制定的政策措施的审查,虽属于自我审查,但仍属于集中审查的范畴。通过竞争主管机构内部建立相应的制衡机制,外部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可以实现对竞争主管机构自我审查的有效监督。 (三)集中审查模式中的协调主体 在自我审查模式中,联席会议承担公平竞争审查宏观指导和统筹协调等职能。联席会议作为政府内部横向协调的重要形式,“其目的在于及时沟通和交换信息、协调不同意见和利益,以顺利推进某项工作任务的落实”。“行政协调之必要性根源于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局限,也是对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补充。”在集中审查模式下,联席会议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还需要更好地发挥其统筹、协调职能。集中审查模式是由竞争主管机构对处于平级关系的其他政府机关和部门制定的政策措施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发现政策措施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且不符合例外规定的,需要废止或调整后才能出台。若没有联席会议的协调,竞争主管机构的审查必然会遇到阻力,该审查工作将难以推进。 我国现行法上的联席会议制度存在召集人级别较低、职能定位不准确、成员范围较窄等问题,集中审查模式下的联席会议制度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我国绝大部分联席会议召集人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担任,召集人级别相对较低。在我国政府部门横向协调机制的建设实践中,“少数涉及面广、重要性强的部际联席会议的召集人由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担任,如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等”。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关系我国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落实以及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建设,涉及所有的政策制定机关,应当提高联席会议召集人的层级,建议中央层面由国务委员担任召集人,地方层面由分管市场监管工作的政府领导担任召集人。事实上,我国部分省份已认识到联席会议在公平竞争审查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召集人的层级。河北、江西、新疆明确提出由省级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其省级联席会议召集人,其中河北、江西进一步明确由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担任召集人。其次,要强化联席会议统筹、协调职能。根据《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国办函[2016]109号)的规定,联席会议承担研究拟定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审查标准、明确审查程序以及宏观指导、统筹协调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等职责。在集中审查模式下,研究拟订实施细则、细化审查标准、明确审查程序的职责应由反垄断委员会承担,联席会议主要承担统筹、协调职能。最后,现行联席会议的成员并没有涵盖所有的政策制定机关,不能宏观指导和统筹协调非成员单位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导致联席会议覆盖面不全。因此,建议吸纳所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制定机关作为联席会议成员。 (四)集中审查模式中的协助主体 在集中审查模式下,尽管竞争主管机构在专业知识和审查能力上不容置疑,也应鼓励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协助竞争主管机构的审查。一方面,公平竞争审查类型多样,除了常见的增量审查和存量清理,还包括对经审查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定期评估、对适用例外规定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逐年评估以及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等。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参与,可以协助审查机构提高审查效率和审查质量。另一方面,基于“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政策制定机关制定的政策措施涉及产业发展、医疗卫生、科技创新、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政府干预的所有领域,竞争主管机构虽具备法学专业知识和审查技能,但未必具备或完全具备行业性知识,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协助可以弥补竞争主管机构在行业性知识上的不足。 在公平竞争审查类型中,除增量审查属于事前审查外,存量清理、定期评估、逐年评估和综合评估都属于事后审查。为了提高审查效率和审查质量,第三方评估机构与竞争主管机构之间应当适度分工。增量审查由竞争主管机构负责审查,审查过程中可以咨询专家学者或第三方机构的意见,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程度较浅。存量清理、定期评估、逐年评估和综合评估由竞争主管机构委托并主要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审查评估,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对竞争主管机构的审查结论起到监督和纠错的作用。获取评估所需信息的难度较大以及审查结论采纳度较低是第三方评估中存在的两大难题,因而需要构建第三方评估机构与集中审查机构、集中审查机构与政策制定机关有效衔接的机制,具体包括信息公开、信息处理、结论反馈、采纳情况说明、责任追究等机制。其中,信息公开机制是核心机制,审查所需材料、审查结论、第三方评估结论、评估结论采纳情况等信息都应当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五)集中审查模式中的监督主体 在集中审查模式下,同样需要强化对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监督。 首先,要赋予反垄断委员会的监督职能。目前,在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设计中并没有给反垄断委员会留下作为的空间。事实上,反垄断委员会作为反垄断领域最高的组织、协调和指导机构,对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应有相应的管辖权限。有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并不属于反垄断法的制度体系范畴。”笔者不赞同此观点,理由是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要“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和“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审查的目的与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其制度规范理应属于反垄断法的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我国要充分发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反行政垄断制度的合力,“形成双管齐下、双轮驱动的良好局面,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从十年来的实际运行情况看,我国反垄断委员会制度运行并不理想,反垄断委员会有职能弱化的倾向。这不符合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初衷。”运行效果不理想源于反垄断委员会作为议事协调机构的法律定位,议事协调机构的定性源于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初期实行的分散型反垄断执法体制。在反垄断执法权已统一到市场监管部门的背景下,反垄断委员会的统筹、协调职能应当弱化,增设并强化其监管职能,对包括公平竞争审查在内的反垄断工作进行监督,避免因市场监管部门“一家独大”导致监管不力的问题。为增强监督的威慑力度,建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主任由副总理担任,省级反垄断委员会主任应由常务副省长担任。增设反垄断委员会对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监管职能,海南省反垄断委员会已先行一步。根据《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反垄断委员会工作制度》的规定,反垄断委员会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公平竞争审查相关工作。然而,海南省反垄断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与指导职能与海南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厅际联席会议的职能存在重叠,海南省在实践中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得而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与《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规定,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与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际联席会议都有协调职能,两个机构的协调范围应作区分,反垄断委员会负责对所有反垄断工作的统筹协调,联席会议负责对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统筹协调。总之,尽管这两个机构都在国务院的领导之下,但反垄断委员会地位稍高于联席会议,其对联席会议有指导、监督等职能。 其次,要充分发挥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在现行法上的公平竞争审查监督体系中,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监督不力的症结在于全社会的公平竞争意识不强以及信息不够公开。为此,除了强化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公开以解决监督主体与竞争主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外,尤其需要强化竞争倡导工作的推进。竞争倡导,是竞争主管机构实施的除执法以外的所有改善竞争环境的行为。在竞争主管机构实施的众多竞争倡导工作中,培育自由、公平的竞争文化是竞争倡导的核心工作。“成功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一国之内的‘竞争文化’——公众对于竞争和充分支持强有力的竞争政策的益处的理解。竞争监管机关倡导竞争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在于发展竞争文化。”通过强化竞争倡导,一方面,强化政策制定机关和竞争主管机构的公平竞争意识,确保其出台的政策措施不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另一方面,培育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的公平竞争意识和参与意识,使其通过积极参与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对竞争主管机构的集中审查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四、结 论 在政府机构改革、我国《反垄断法》面临修订以及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需要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我国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面临着重要转折。公平竞争自我审查模式,“与其说这是一种自我选择,还不如说是对我国当前现实的一种折中和妥协”。这种折中和妥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审查质量,导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除了自我审查流于形式外,我国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还存在效力层级比较低、审查范围不明确、审查标准难把握、审查方法较单一、例外规定难适用、审查程序不规范、责任追究偏软弱、长效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改革不能停留在修修补补层面,而是需要对自我审查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健全公平竞争集中审查模式,集中审查模式的设计综合考量审查专业性、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三个因素。在现行法上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国家机构体系中,剥离政策制定机关的自我审查权,由竞争主管机构统一行使公平竞争审查职能是我国的最优选项。“竞争监管机构能够通过审查反竞争监管制度来重新调整监管尺度。……他们还可以向不熟悉或不适应市场竞争的监管机构提供公正的指导。”我国公平竞争集中审查模式的构建,可以采取“先行试点、整体推进”的基本思路,逐步由自我审查模式过渡到集中审查模式。